公元前180年，长安城内的血腥味弥漫多日，樊哙的夫人吕媭被乱棍活活打死，尸骨难全；樊哙的嫡子樊伉，一个年仅二十出头、从未参与吕氏任何阴谋的年轻人，也在这场针对吕氏宗族的血洗中人头落地。
此时，樊哙已经去世九年。
九年前，即汉惠帝六年（公元前189年），这位从沛县屠狗场走出的开国功臣病逝于任上。彼时，周勃是和他一起从沛县起兵的老弟兄，陈平是并肩作战、共闯鸿门宴的老战友，他们曾一同在秦末乱世中披荆斩棘，一同在鸿门宴上与项羽周旋、拼死护主，一同平定四方、打下了大汉江山。樊哙一生为刘邦出生入死，斩首一百七十六级，俘虏二百八十八人，攻下五座城池，平定五十二个县，凭战功封舞阳侯，谥号“武侯”，是大汉王朝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。
可樊哙到死都不会想到，自己用性命换来的功勋，自己视若手足的老战友，有一天会举起屠刀，砍向自己毫无过错的嫡子。
这场被后世称为“诛吕之变”的政变，表面上打的旗号是“吕氏欲为乱”，声称吕禄、吕产手握南北军兵权，意图颠覆刘氏江山、篡夺天下。这一说法传遍天下，朝野上下信者甚众——毕竟吕后在世时，吕氏宗族权势滔天，早已引起天下人的不满。
可拨开历史的迷雾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：吕禄和吕产到底有没有实际的造反行动？
据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记载，吕禄在好友郦寄的反复劝说下，早已放下戒心，主动交出了北军兵符，彻底放弃了对北军的掌控。而吕产虽然名义上控制着南军，却始终未能进入未央宫半步——政变当天，吕产前往未央宫，试图掌控局势，却被未央宫卫尉阻拦在宫门外，连宫门都没能踏入，更谈不上调动南军、发动叛乱。
清代学者郭嵩焘在《史记札记》中曾直接指出这一疑点：吕禄已经离开了北军，吕产也被挡在宫门外、无法掌控南军，仅凭未央宫的卫尉就足以抵挡，如此局势，“一卫尉拒之有余”，吕禄、吕产何来造反的实力？所谓“诸吕欲反”，不过是周勃、陈平为这场政变贴上的合法标签，是他们清除吕氏、掌控朝政的借口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吕氏宗族完全无辜。吕后临朝称制十五年间，大肆分封吕姓子弟为王、为侯，明摆着违背了汉高祖刘邦当年定下的“白马之盟”。公元前195年，刘邦在临终前，与群臣刑白马歃血为盟，定下“非刘氏而王，天下共击之”“非有功不侯”的誓约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异姓势力、外戚势力专权，巩固刘氏江山的统治。吕后掌权后，无视这一盟誓，先后封吕台、吕产、吕禄等吕氏子弟为王，打破了刘氏宗室与功臣集团的权力平衡，也让功臣集团憋了十五年的怒火，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
吕后一闭眼，吕氏宗族失去了最核心的靠山，诛吕之事，便成了迟早的事。
杀吕禄、杀吕产，乃至诛杀所有吕氏族人，从功臣集团的角度来看，逻辑上似乎说得通——吕氏违背祖制，擅权乱政，挡了功臣集团的路，清算吕氏，既是维护“白马之盟”，也是为自己争夺权力。
杀吕媭，也能让人理解。吕媭作为吕后的亲妹妹，是吕氏宗族的二号人物，被封为临光侯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性列侯。她凭借吕后的权势，干预朝政、飞扬跋扈，得罪了朝中无数大臣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年刘邦病重时，曾怀疑樊哙与吕氏勾结，派陈平和周勃前往军中诛杀樊哙，虽然后来两人因忌惮吕后，只是将樊哙押回长安，未敢下手，但吕媭却因此记恨在心，在吕后面前反复告状，恨不得将陈平和周勃置于死地。这份仇怨，周勃、陈平一直记在心里，如今清算吕氏，自然不会放过吕媭。
可杀樊伉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
樊伉的身份极为特殊，他身上同时流着功臣集团和吕氏外戚的血。他的父亲是樊哙，大汉开国元勋，鸿门宴上持盾闯营、怒视项羽、生啖猪腿，以一身孤勇救下刘邦，是刘氏江山的救命恩人；他的母亲是吕媭，吕后的亲妹妹，吕氏宗族的核心成员。汉惠帝六年，樊哙去世后，樊伉继承舞阳侯爵位，此时他年仅十余岁，终日居于府中，从未参与吕氏的任何政治活动，更没有任何谋反的意图或行为。
周勃、陈平杀掉吕媭之后，其实面临着一个选择：留不留樊伉。
最终，他们选择了不留。
道理很残酷，却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逻辑——吕媭已死，樊伉作为吕媭的嫡子、樊哙的嫡嗣，一旦长大成人，得知母亲被诛、家族被灭，难保不会记恨在心，伺机复仇。周勃、陈平在楚汉争霸的乱世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，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清洗，亲眼见证过太多因“斩草不除根”而招致后患的例子，他们太明白“斩草除根”四个字的分量。
留下一个母族被灭门、手握舞阳侯爵位的嫡子，就等于给自己、给功臣集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他们不敢赌，也赌不起。所以，樊伉的死，无关对错，无关恩怨，只关乎权力的安全——他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威胁，哪怕这种威胁只是潜在的。这是冰冷的政治逻辑，无关私人情谊，更无关公平正义。
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，还不是樊伉的死，而是汉惠帝刘盈四个儿子的死。
诛吕行动结束后，周勃、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经过一番权衡，最终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新皇帝。之所以选择刘恒，核心原因在于他远离长安权力旋涡，性格谨慎宽厚，且母亲薄姬出身贫寒、娘家势力薄弱，不会像吕氏那样形成强势的外戚集团，便于功臣集团掌控朝政、保全自身利益。
刘恒进入未央宫的当晚，少帝刘弘和他的三个兄弟——济川王刘太、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朝，就被全部诛杀。
功臣集团给出的杀人理由，荒唐得经不起推敲：这四个孩子都不是汉惠帝刘盈的亲生骨肉，是吕后找来的野孩子，冒充皇嗣，意图混淆刘氏血脉、掌控朝政。
可在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的年表里，司马迁一边记载这四个孩子“以孝惠子封”，明确他们是汉惠帝的儿子，一边又记载他们“以非子诛”，声称他们不是汉惠帝亲生，前后矛盾的记载，明显是在暗示——这个理由，不过是大臣们编造的谎言，是为他们的屠杀行为找的遮羞布。
清代学者梁玉绳在《史记志疑》中说得更为透彻：这四个孩子或许不是汉惠帝皇后张嫣所生，但汉惠帝后宫不止张嫣一人，有其他嫔妃生下皇子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，“不得言非孝惠子也”。大臣们之所以编造他们的身世，谎称他们不是汉惠帝亲生，核心目的就是“以绝吕氏之党，不容不诛”——只要这四个孩子活着，就始终是吕氏势力的潜在依附者，也会威胁到刘恒帝位的合法性。
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：如果刘恒当了皇帝，而汉惠帝刘盈的四个儿子还活着，那么刘恒帝位的合法性就永远会被人质疑。万一哪天有人打出“拥立惠帝遗孤”的旗号，召集天下力量反对刘恒，刘恒的皇位就坐不稳了，功臣集团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。
功臣集团需要的，是一个“干净”的权力交接，是一个没有任何隐患的新君，所以这四个孩子必须死，必须从血统上被否认，从肉体上被消灭。他们的年龄都还小，最小的甚至不足十岁，却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死得不明不白。
回过头来再看樊伉的死，就更加清楚了。樊伉不只是吕媭的儿子，他还是汉惠帝刘盈的表弟——吕媭是吕后的妹妹，刘盈是吕后的儿子，樊伉与刘盈有着血缘关系。功臣集团既然要诛杀刘盈的儿子，清除所有与吕氏有关、可能构成威胁的人，樊伉自然也在劫难逃。
樊哙一辈子冲锋陷阵，从一个沛县屠狗少年，凭着一身勇气和战功，一步步拼成了大汉的舞阳侯，成为刘邦最信任的功臣之一。鸿门宴上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持剑盾闯营，当面斥责项羽，用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的慷慨陈词，唤醒刘邦的警觉，又以生啖猪腿的豪迈，打消项羽的疑虑，最终救下刘邦的性命。他为大汉王朝的建立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可他死后九年，这些赫赫战功，却连自己嫡子的性命都保不住。
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后，念及樊哙的开国之功，没有废除舞阳侯的爵位，而是让樊哙的庶子樊市人继承了爵位。一个家族的嫡系被连根拔掉，再由庶出子弟补上，这份看似“皇恩浩荡”的安排，恰恰印证了樊伉的无辜——如果樊伉真的有罪，汉文帝大可直接废除舞阳侯爵位，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这不过是功臣集团和新帝为了安抚人心、彰显“仁厚”，所做的表面文章，樊伉的死，从来都不是因为他有罪，只是因为他碍了别人的路。
樊市人继承爵位后，在位二十九年去世，谥号“荒侯”，他的儿子樊他广继承爵位。可没过几年，樊他广就被家臣举报，称其并非樊市人亲生，汉景帝下令将其废为庶人，舞阳侯爵位被废除，樊哙家族从此没落，彻底退出了大汉的政治舞台。
整件事最值得品味的地方在于，诛吕之变的主要操盘手周勃，后来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。
汉文帝刘恒虽然是被周勃、陈平等人迎立的，但他绝非懦弱无能之辈。他登基后，深知功臣集团权力过大，会威胁到皇权，于是一步步开始削权。登基不到一年，汉文帝就以“列侯就国”为由，让周勃交出了丞相之位；又过了一年，干脆把周勃打发回了自己的封地绛地。
回到封地后的周勃，终日心神不宁，担心汉文帝会清算自己，每次有官员前来探望，他都会披甲执兵，以防不测。可就是这样的谨慎，还是被人抓住把柄，诬告他谋反。汉文帝下令将周勃下狱，在狱中，周勃受尽屈辱，甚至被狱卒欺凌，若不是薄太后出面求情，他差点就死在了牢里。
曾经挥刀诛杀吕氏宗族、连无辜少年都不肯放过的周勃，到头来也差点被别人灭门。他或许到最后才明白，权力的刀，从来都不认功臣，不认故交，不认情谊，它只认利害，只认权力的平衡。你今天可以用它来清除别人，明天别人就可以用它来清除你，这就是封建王朝权力游戏的冰冷法则。
参考资料
1. 司马迁. 史记·吕太后本纪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.
2. 司马迁. 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.
3. 班固. 汉书·高后纪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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